潘小琴

很早以前，常州中新桥南的东下塘有一处小院子，那里曾经有我的家。虽然，时光绵长得让我忘却了它的门牌号，但，这不影响我对它深入骨髓般的爱恋。

青砖黛瓦，微微翘起的屋檐……零星地拼凑出小院子原來的样子。

院内有七八户人家，有一个公用的院门。房屋与房屋之间留出了窄窄的小过道和宽敞的院落。既得空又不叫人无可依靠。

我的家在这座院子的最里面，和局前街的嘉乐弄相比，面积稍微大一点，有两个房间，里面一间是父母亲的卧室，外面一间架两张小木板床和一张方形桌，用于吃饭、做作业。烧饭在屋子外面。

每天早上，当家人还没有起床，我和大哥就起来生炉子，烧早饭。为了省钱，早饭做好以后，还得把炉子的火熄灭。放学后，又忙着生炉子做晚饭。吃过晚饭，父母亲在房里备课，我们兄妹三人在一起做作业。

我所在的中学离家不到二里路，大哥在市一中读书，妹妹就读于马园巷小学。中午，父亲联系了中新桥北面的市二初中食堂，并买了饭菜票，我和妹妹每天去那里吃午饭。可见，父母亲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。

住在我家右隔壁的是二初中的王老师，她和蔼可亲，说话柔声细语。她女儿澄秀姐姐比我大几岁，澄秀姐姐活泼开朗，大大咧咧，高高的个子，大大的眼睛清撤又明亮，她扎着一束马尾巴，象个天使一样，浓浓的眉毛，笑起来脸上露出两个酒窝。左隔壁住的是屠家，夫妻俩都是企业干部。

对面小屋子里住着钱老师父子俩，记得他家除了满屋子的书以外，还有几盆雅致的盆栽放于窗口。看到盆里的花开了，院里的孩子们很开心，但我们从不轻易把花摘下来，只是见着地上落了的花瓣就捡起来，放在手心里玩。

钱老师是个谦逊有礼的人，见了面总是先打招呼。然后匆匆赶路，好像比所有人都忙。

出院子要走一条很窄的弄堂，那就是陈师傅家，陈师傅在父亲任教的学校当厨师，两个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。

院子里最热闹的是钱家，他家是典型的工人家庭，家中的每个人都纯朴厚道，记得他们家每次包了馄饨，总要给各家送一碗。

父母亲和邻居们关系融洽，院子里的大人和小孩对父母亲很敬重，见了面总是很客气地打招呼。

院子内和谐如春，院子外的东下塘更有别样的风情。东下塘的热闹在早晚两时。凌晨四点半，天还没亮，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东下塘开始慢慢热闹起来。

从中新桥往西看，一溜儿的菜摊和提着菜篮子的人流，小百货摊琳琅满目，柴米油盐、鲜鱼水菜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摊主的叫卖声和提着菜篮子的顾客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，真象一首美妙的合奏曲。

早市上，商贩们各就各位，心安理得地兜售着家禽和蔬菜。

“来看一看，刚从地里拔的青菜，三分钱一斤。”一位身上带着水土气息的大嫂嘴唇干得都起了皮，但她还是笑盈盈地喊着。

“真的，刚拔的，天蒙蒙亮就来了！”她指着翠绿欲滴的一篮子青菜对提着菜篮子的人们说。

“买香瓜伐，新鲜的香瓜，又脆又甜。”沿着叫卖声走过去，便看到前面地上蹲着一位老农民，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被风吹得很粗糙，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一只旧菜篮子里有七八个香瓜。有一位中年妇女一边蹲在地上挑瓜，一边说：“这瓜很甜，我昨天买了吃了，今天再买一个。”老农高兴地拿起了秤杆，连声说谢谢！

粮店门口，人们手里拿着粮油本在那里排队，油是用大铁桶装的。队伍排得很长，从店里一直排到店外。

中午时分，这些菜农就急匆匆地赶回去了，东下塘恢复了特有的宁静，只有阳光树影无声地洒落在马路上，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：“栀子花、白兰花要伐？”的一二声吆喝。看到有人走近，提着小竹篮子的卖花人，就会从摆得整整齐齐的竹篮中拿出一朵，轻轻地哀求着说：“买一朵吧，别在衣服上很香的。”

一到傍晚，东下塘又出现了生机，菜市场上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。有挑着担子卖糖糕的、卖豆腐花的以及找块空地捅炉火做饼的，空气中飘荡着温馨诱人的食物香味……

一位朴实的农民大哥，正熟练地把一只扎了两只脚的母鸡倒挂在秤钩上。“儿媳妇生了孩子，买一只鸡让她补补。”一位大妈一边掏口袋付钱一边说。“好！恭喜你咧！一元三角四分钱！”农民大哥正为刚卖出一只鸡而高兴，他一边数着手里的钞票一边兴奋地低语着。那位买了鸡的大妈想把鸡放进篮子里，鸡拍打着翅膀“咯咯咯”地叫唤着，好像不愿意离开它的主人。

回想旧时的菜市场，心中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我经常想起童年时住的小院子,想起钱家那碗充满着爱意的馄饨；想起父亲每天背着小菜篮子，从东下塘买回家的新鲜碧绿的青菜,脆嫩的黄瓜，还有无论多晚，那一声声：“卖野菱伐……野菱要伐。”粗犷而沙哑的叫卖声。

东下塘，还有那个小院子，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，有我玩耍嬉笑的片段，更有我成长的足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