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卜卫

　　父母是弄船的，1958年我在船上出生，之后在船舱长大。船是我的襁褓，我在船上饱览了父辈们弄船的艰辛。

　　那时候，金坛航道上大多是几吨、十几吨的木质帆船，依靠撑篙、搖橹、背纤、扬帆前行。这些木帆船我们称作自航船，一篙一橹，遇上逆流或顶风，还得上岸背纤。不进则退，否则根本无法到达目的。我6岁上岸读书，每逢寒暑假，还得回到那条不足10吨的小木船。读小学三年级那年暑假，我随船从金坛社头公社载了西瓜，顺丹金溧漕河往丹阳运。西瓜是鲜货，容易变质腐烂，必须赶时间。丹金溧漕河当时处于原始状态，没有驳岸，沿河只有一条纤夫踩出来的蛇道。夏天水面变宽，水流湍急，在杂草掩盖的蛇道上，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让纤绳绷紧的纤板几乎嵌入他胸脯。父亲遇河过河，见沟趟沟，艰难得几乎在爬行。正值酷暑，淌下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。父亲在河边背纤，母亲用肩窝顶着船篙梢，在船板上同样艰难地一步一步移动。脚下的船板被晒得滚烫，竹篙在水流中不停晃动……我当时不足10岁，父亲让我掌舵。10多个小时里，我目睹着母亲的衣服被汗水湿透，又被烈日烤干；再湿透，再烤干，最后积起厚厚一层盐霜，真正体会到了“世间三样苦，撑篙、打铁、磨豆腐”的含义。

　　1975年我高中毕业，沾着“船民子女不下放”政策的光，没有上山下乡，分配到父母的单位，当上了轮船驾驶员。此时单位有轮船，还有挂桨机；水泥船已经出现，吨位也大了一些。船民告别了撑篙、搖橹、背纤，将自航船组成小船队，行船只要掌掌舵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，但依然是岸无定居、长年漂泊，生活环境变化不大。

　　1977年3月，我调到县交通局从事车船监理，船舶检验、船员考试、办证发照、事故调处、安全检查等等，无一不是与船打交道。这时水运已经“国家、集体、个体一起上”，金坛船舶总数超过了3000艘。挂桨机、拖轮船队发展迅速，钢筋网水泥船的数量也超过木质船，但一般在20吨以下，40～60吨的“大船”只有县航运公司才有。改革开放后，个体运输异军突起，乡镇水运企业纷纷解体，县属航运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。水泥船安全性差，且挂桨机噪音大、污染严重，到了90年代初，县航运公司开始建造40～60吨的钢质驳船。之后，钢质船逐年增加，吨位也随之加大，继而进行落舱机改造。

　　跨入21世纪，从安全、环保的角度出发，水泥船、挂桨机先后强制性淘汰。起锚机、液压舵的广泛应用，进一步减轻了船民劳动强度；测深仪、导航仪、甚高频、GPS的普遍配置，进一步增强了船舶航行的安全性；船舶消音、油水分离等装置，在减轻船舶水污染的同时，也改善了船员工作、生活环境。

　　如今在金坛的航道上，除了船队，全是“标准化”的落舱机，小的2、300吨，大的超过800吨。弄船早在“世间三样苦”之外，船民更不是“船花子”，个个都是小老板，有的拥有几条船，甚至办起船公司。船上的生活和岸上没两样，有独立的卧室、厨房、餐厅和卫生间，电视机、空调、手机等一应俱全，大部分船员在陆上还有住所。

　　建国60年，船民的生活同样翻天覆地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。